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忘不了一起跨入车厢的那一刻，那种舒适的感觉就像炎热时香甜地躺在海面的浮床上一样。然后，大家一言不发，启动车子，直奔远方，夜幕中的高速公路就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那种自由的感觉仿佛使我又重新回到了游戏机中心。我们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向前奔驰，FTO很有耐心承受着我们的沉默。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书名就像人名一样，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就好比如果《三重门》叫《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叫《三重门》，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所以，书名没有意义。-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