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事情就惊心动魄了，老夏带了一个人高转数起步，车头猛抬了起来，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老夏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大叫一声不好，然后猛地收油，车头落到地上以后，老夏惊魂未定，慢悠悠将此车开动起来，然后到了路况比较好的地方，此人突发神勇，一把大油门，然后我只感觉车子拽着人跑，我扶紧油箱说不行了要掉下去了，然后老夏自豪地说：废话，你抱着我不就掉不下去了。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