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没理会，把车发了起来，结果校警一步上前，把钥匙拧了下来，说：钥匙在门卫间，你出去的时候拿吧。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