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上海就更加了。而我喜欢小超市。尤其是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其实我觉得要生活复杂起来是很的，但极端的生活其实应该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样不可预料的东西的出现。因为人不得不以的姿态去迎接复杂的东西。-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