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书名就像人名一样，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就好比如果《三重门》叫《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叫《三重门》，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所以，书名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