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刚刚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情，问：你见过有哪个桑塔那开这么快的吗?